在场、延异、书写

20世纪的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，在艺术领域的影响之一就是从康德、格奥尔格·威廉·弗里德里希·黑格尔（G. W. F. Hegel）、海因里希·沃尔夫林（Heinrich Wölfflim） 等形而上美学关于“存在者” 的讨论转向海德格尔、汉斯·格奥尔格·伽达默尔（Hans-Georg Gadamer）、胡塞尔等人对与“存在性”的认识和关注。海德格尔提出的“在者”的存在为的是追问存在者的“存在性”。他在“意在言中”的思与在的寓居状态中，达到存在与存在性的统一，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意识拉回到“在世界之中的存在”层面。海德格尔不认为内在意识与外部世界是分离对立的，因而存在者的这种在场就跳出了二元结构的对应性，这种“非对应”的哲学修辞以“解蔽”或“无蔽”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对应，从而为“差异”留出了空间。即意和言的不对称性——“意在言外”，这是一种东方古代哲学的非绝对性态度：承认存在的逆差、缺失和不饱和，以及缺失与错位是先于万物恒常不居的。

画室内部

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

布面油画

65.1cm x 53.7cm

1949年

在海德格尔这里，存在者的在场即存在之无蔽的状态，德里达的“延异”思想正是在这一“在场者的在场”中展开的，但他在海氏“存在通过在场而构成在场者”的基础上看到了这种本体论差异产生的运动和延缓现象，而这种延缓本身就是一种代替了在场的在场者：“正是这种在场者的构成，我们打算称之为原初书写，原初踪迹或者延异。”[1]

头像

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

纸本铅笔

12.6cm x 15cm

约1955年

“延异”一词是德里达的发明，他将英文单词“Diffrence”中的元音字母e抽取出来置换为字母a而创造了一个新词“Diffrance”，“延异”成为“差异”拼写上的变体，同时也具有了新的含义。德里达以此诠释了何谓“书写的差异”：写下或被读出，但它不被听到。它无法在言语中被理解，并且我们应该看到，它为何同样超出了理解的一般秩序，它被一个沉默的标记提出。由此可以看出，“延异”不等于在场，甚至正是要解构存在的在场。他认为：“延异”并非存在的显现，而是存在本身，存在本身就是产生不稳定意义的延迟的差异，而这个延迟的差异被德里达称作“痕迹的游戏”：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所以，在他看来，“延异”足以超越“呈现”和“消失”的对立，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，就如“Difference”单词中字母“a”的隐身，在声音的阅读推及绘画即形式的表现力上它无从显示，但作为固定的封存着自身的存在，在每一次的暴露中，“延异都暴露为作为消失的消失，它在显现，消失间冒险”。[2]

树

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

纸本铅笔

51.1cm x 34.4cm

1952年

贾科梅蒂的艺术就是一种近乎“书写”的文本。这种强烈的书写性就体现为一种现象学意义的“描述”——将绘画技巧和形式效果降到最低限度的“零度表现”。而贯穿贾科梅蒂艺术的“框子”概念和距离与虚空意义上的“空白”“真空”也体现了一种德里达意义的书写符号的结构。因此，事实上这些空间本身具有了生成性：“书写标记的分布，不仅穿越页面或者屏幕而发生，也贯穿了时间。比如说，一个句子，（总是）空间—时间地展开。其而句子的完成，也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：句子的结尾必须保留或延迟一段时间，不能来得太早。没有这种分异和延迟，句子就不能意指。”[3]而德里达也强调，这些诸如延异、间隔、在场的缺席等符号结构并不仅限于书写符号，而是具有一切符号（包括视觉符号）的普遍特征，从普遍意义上的符号来说，“每个符号都是不在场的指示物的踪迹”，而踪迹的空间就是差异自由嬉戏的场所。

树

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

纸本铅笔

51.1cm x 34.4cm

1952年

踪迹：游戏的场所

踪迹（Trace，痕迹）符号的二元结构将其建构为一个统一体，感性与知性、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。属于德里达提出的涵盖延异（Differance）、书写（Writing）、增补（Supplement）、文本（Text）等的系列概念的集合，即踪迹，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。在踪迹的基础上，有某种东西先行于符号内部的踪迹。那么，在符号被建构“之后”，仍有某物留存，后者既影响符号的建构，又与符号不可分。“这种既留存，又先行的残留物具有某种奇特的本体论。”[4]德里达始终基于本体论的角度来界定“踪迹”，而非从在场和缺席的对立。在他看来，踪迹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，是差异的起源：“最初外在性一般的开启，生者与对其而言他者，以及某种内部与外部之间难以理解的联系”[5]。所以踪迹对那种起源性的观念构成威胁；它是作为非起源（Non-origin）的起源，被抹去的起源：“踪迹不仅是起源的消失——在我们延续的话语中，根据我们追随的道路，它意味着，起源甚至根本就没有出现，除为某种非起源反向建构外，它从来就没有被建构；踪迹，因此也就成了起源的起源”[6]。踪迹并不制造意义，也不生成概念和逻辑，每个概念是非此即彼的暗示。同时既什么都是又什么不是。与“延异”和“书写”一样，德里达认为不能在形而上学内部思考踪迹。《论文字学》里德里达以“不在场”的“在场”代替了存在主义那种本源的在场：凡是“在场”的其实都是不在的替代品，在场的存在性被流放到不在的无限性的空间。“在场”同时意味着“不在场”，“在场”只是预示着“不在场”的踪迹，踪迹就因此成为这种“不在场”的“在场”。

无尽的巴黎——安妮特坐在公寓内的壁炉旁，马扎里纳街

阿尔贝托·贾科梅蒂

石版画

42.2cm x 32.2cm

1969年印制

回到这本云淡风轻的石版画集，跟随贾科梅蒂的脚步，从他的工作室出发，途经巴黎的大街小巷，一直到巴黎植物公园里的史前动物馆，在他的简略而流动的勾勒里丈量巴黎与每个观者之间的距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注释：

＊本文节选自《绘画论：中国美术学院绘画实践与理论研究博士论文选（二）》，许江、司徒立主编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2023年。

[1][法]德里达1968年1月在法兰西哲学协会一次会议上的演讲，发表于《法兰西哲学协会期刊》第62期，1968年，第73-101页。

[2]同上。

[3][澳]尼尔.路西：《德里达词典》，王立秋译，伦敦：布莱克威尔出版社，2004年。

[4]同上。

[5][法]德里达：《论文字学》，汪堂家译，上海：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70页。

[6]同上，第60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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